党史小故事 | 周恩来的户口卡(第四十四期)
位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批特殊的户口卡,纪念馆副主任林建英介绍:“我们这里珍藏着88张个人户口卡,22张集体户口卡,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文物。”
这些户口卡是在建国之后,在当时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仓库里找到的,无论是个人户口卡,还是集体户口卡,户主都是周恩来。“它上面登记得非常详细,有每个人照片、姓名,性别,年龄,学历,然后工作职业、住所和户籍编号,甚至还要填写家属。”
林建英说:“当时,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并不是长期性居住,为什么国民政府也给做了户籍卡?他们实际上是出于监视的目的,监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,每个人的姓名和照片等详细信息,都要清晰地登记。”
抗战胜利后,1946年4月30日,国民政府下达了还都令,从重庆迁回了南京,因为双方的谈判还没有结束,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,为了继续和平谈判,中共代表团就向国民政府提出要到南京,继续同国民政府谈判。经过努力,国民政府最终把南京梅园新村30号和17号,交给中共代表团作为谈判驻地使用,史称南京谈判,这也是重庆谈判的延续
当时,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前前后后有将近200人,但是有户口卡的是88人,尽量不把所有人员都暴露出来,这也是出于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策略的考虑。
中共代表团除了在谈判之外,还要进行党的政策的宣传,包括开辟第二条战线,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人士,有一些社会名流也会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来,所以国民政府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监视非常严密,在梅园新村30号驻地周围布设很多监视点,还有大量的流动盯梢特务。在梅园新村31号有一个国民党秘密监视的窗口,因为可以居高临下,能够看到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一举一动。
在梅园新村驻地,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非常简陋,邓颖超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,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,条件非常艰苦。
驻地内有一辆别尔克小轿车,是当时中共代表团专用的汽车,现在也是国家一级文物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,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,周恩来就像一个家长一样,大家齐心协力,共同工作。
当年,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的时候是正好是南京仲夏季节,南京的天气也是四大火炉,非常闷热,中共代表团的机要人员是属于保密的,周恩来把他们安排到自己住处的二楼,窗户要关得密不透风。
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这些机要人员,那时候电风扇非常少,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不舍得用电风扇,就拿到二楼给机要人员用。周恩来经常对这机要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,规定机要人员没有特殊的、不必要的事情,是不允许外出的,如果要外出的话,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
1947年2月,国民政府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,要求中共代表团(相当于中共办事处)限期撤离南京、重庆和上海,完全撕破脸皮。当时,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,在3月7日从南京撤回延安。董必武当时在机场对送行的记者说:“再见之期,当不在远。”
时隔两年两个月之后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,董必武的这句话实现了。南京谈判虽然时间不长,前后加起来也就是10个月零4天,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,就像毛泽东提到南京谈判的时候说,谈判最大的功劳就是教育了人民,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,让老百姓看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,谁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,谁是为人民着想。



